130天的工作18天完成，“前线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上海人民的抗美援朝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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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强调：“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在爱国主义旗帜感召下，同仇敌忾、同心协力，让世界见证了蕴含在中国人民之中的磅礴力量，让世界知道了‘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在志愿军战士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之时，全国各地、各条战线、各种形式的抗美援朝运动也随之风起云涌。当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浴血奋战，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曾深情地说：“我国人民热情的巨大的支援，将与我军的英勇斗争并列史册。”上海与全国各地一样，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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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万市民爱国大游行
一寸河山一寸血，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1950年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联合发表声明：“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振臂一呼，响者云集。随即，上海全市10万学生、3000多大专院校教师，12.3万工商业者，4000余救济福利团体和2万多名医务工作者汇聚在一起，走上街头，发出“坚决反对美国侵略朝鲜，侵犯我国领土”的震天呐喊。
一个月后的12月6日，上海的料峭寒意，被一股钢铁洪流冲散。申新纺织公司总经理荣毅仁顶风冒雪，高举着上海市工商联的大旗，他的身旁是刘鸿生、包达三、胡厥文、蒉延芳等一批年过花甲的著名工商业者正健步齐行，紧随其后的是10多万工商业者组成的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67岁的蒉延芳感慨地说：“我从事工商业50多年了，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兴奋，今天我真正感到了中国民众的力量。”在人潮汹涌的街头，不仅有青年学生、工人，而且有拄着拐杖的耄耋老人，甚至还有坐着推车的残疾人。有一位已有20多年不下楼的上海科学院的赵先生，在爱国主义感召下，竟也破例加入到了游行的队伍当中。
上海市工商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大游行（图片来源于网络）
游行的声势一浪高过一浪，1951年3月4日、8日、21日，全市共有66万产业工人、33万民主妇女、5万宗教界人士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活动在1951年5月1日那天达到高潮，全市有240万市民涌上街头，浩浩荡荡的人群中迸发出“捍卫世界和平、保家卫国”的吼声，响彻云霄，震撼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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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兰从军”“岳母刺字”
一一再现
国家面前舍小家。1950年12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政务院发出招收青年学生、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校的联合决定后，和全国人民一样，上海的工人、农民、学生、教师、干部纷纷报名参军参干上前线。
荣毅仁的胞姐、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荣漱仁女士，曾参加第三批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上海分团。在朝鲜慰问时，荣漱仁遇到了几位上海参军的青年女战士。图（中）为荣漱仁
上海报名参军的热潮，是从虹口中学首先报名参加军事干校蓬勃而起的。华东纺织局印刷厂青工王增元是家中的独子，多次找驻厂军代表要求参军。但当厂里领导拿着大红喜报去他家报喜时，他生怕母亲伤心而躲开了。可深明大义的母亲却说：“保家卫国是大事，独子也要把军参。”新生纱厂女工蒋小妹，刚送走丈夫到朝鲜参加运输队，儿子又参加南下服务团，她又把自己的女儿送去参加军事干校。一时间，上海出现了父母送子女、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参军的动人场景。一个月内，全市就有2万余学生、9000多青年工人报名参加军事干校，全国25万报名参军的人当中，每8个中间就有1个上海人。首批正式录取的有5158名，战事进入第二年再次招收入伍时，又有11500余名报名合格者参加了军事干校。在报名参军的行列中，还有一个特殊的团体：上海著名的越剧演员徐玉兰、王文娟，她们为了赴朝鲜前线演出，放弃了优厚的待遇，带领玉兰剧团的同志集体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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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名捐献保家卫国的战机
在志愿军赴朝的第二个月，上海育才中学师生就发起了“万发子弹捐献运动”。接着，上海交通大学在“一二·一”运动五周年纪念活动上率先倡议开展“捐献飞机运动”，从此以捐献武器为目标的“赶超比拼”生产在上海蔚然成风。
上海捐献飞机的票据（图片来源于网络）
上海的工人们身先士卒，江南造船厂、上海钢铁公司、申新九厂等大企业职工豪情壮志地提出承捐整架战斗机的目标，并以取名“江南号”“上钢号”“申九号”来激发工人们生产的热情和斗志。由于美蒋封锁、缺乏原材料而面临停工停产的纺织女工们，则千方百计制定捐献计划，她们说：“志愿军不能等我们的飞机大炮再作战，我们也不能等开工之后再商量增产捐献。”工人们不仅慷慨解囊，用杯水车薪的工资捐献、奖金捐献，还夜以继日加班加点捐献、增产捐献，最终实际捐献款项达1795万元，折合飞机120架，是工人原捐赠计划的 140%。文艺界人士也积极奔走，组织各种义演义卖为捐献集资募款。梅兰芳、周信芳、盖叫天、赵如泉、粉菊花、小兰英等艺术家，有的已经退休，但为了推动募集款项重新粉墨登场；丰子恺、姚虞琴、冯超然、熊松泉、沈尹默等百余著名书画家，拿出了自己的作品进行义卖。文艺界的捐献也由原计划的2架“鲁迅号”战斗机，变成实际完成4架飞机的捐献。在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之际，上海市工商联以捐献空军30个中队即270架飞机，作为向党的生日献礼、支援抗美援朝的实际行动。
上海警察捐献“上海公安号”飞机（图片来源于网络）
爱国支前的热情在上海的角角落落传递着，在前来捐献的队伍中，还有中小学生们，他们捐出了自己的糖果钱。在抗美援朝的大后方，不只是你，也不只是我，而是所有的“我们”。截至1952年5月31日，全市共捐献8491万多元，折合战斗机566架，是原计划的170%，占全国捐献总数的3710架飞机的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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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上白衣就是战士
前线需要医疗队。1950年11月8日，首批医疗手术队55人在全国英模李兰丁率领下开赴前线。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民族大义面前更是如此。随着第一批医疗队的开拔，数千名医务工作者要求赴朝服务。
1951年1月25日，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在北站集合，准备开赴前线
1951年1月25日，2万医务工作者夹道欢送由著名胸外科专家黄家驷率领的医疗队赴朝鲜前线。此后，上海还先后组织了5批14个医疗队，以及国际医防服务队、护士教学队、专科组、内地巡回医疗队、医疗顾问团等医务组织。在这支庞大的医疗队中云集了上海许多著名医疗专家、医学院教授，其中有沈克非、黄家驷、林竞成、张曦明、李穆生、聂传贤、倪葆春、洪宝源、熊汝成、曹裕本等。与医务人员一同到达前线的，还有上海人民捐献的大批珍贵的药材和医疗器材。
1951年7月，上海组织了第二批医疗手术队参加抗美援朝。图为药剂师张守圭开赴前线时在北站留影
医疗队员们不畏生死，常常穿梭在弹炮交织的生死线上。第一批的队长李兰丁在硝烟四散的第一线，常常在手电的微光下为伤员做手术，没有出过一次医疗事故；医疗队每批服务半年以上，其中有不少医务工作者回沪不久，又重返前线。外科医师霍銮锵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第一批赴朝回沪后，回想起战场上许多伤员因失血过多、未能及时输血而牺牲，在努力试验动脉输血法获得成功后重返前线，用这种方法挽救了许多战士的生命。
1950年11月10日，上海各界妇女举行抗美援朝卫国保家大会（图片来源于上海市档案馆）
上海女医务工作者赴朝鲜前线服务准备出发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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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变身“排爆专家”守住生命线
交通运输线是前线的生命线。上海铁路局有4366位铁路员工直接参加了前线的战地服务工作，还有3万职工待命随时准备赴朝。上海铁路机务段援朝司机长王禹及其包乘组，在敌机的狂轰乱炸下，机智灵活驾驶，把一列列装满物资的机车运往前方，荣获集体大功，王禹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战士荣誉勋章，被誉为英雄司机。
上海支前汽车司机，共13批1007人，他们为保证援朝物资源源不断运送前线立下了汗马功劳。支前汽车司机陈金来、邢国华在运输途中发现道路被敌人投下的大量定时炸弹封锁住了，大胆果断地用步枪把定时炸弹一一击毁，迅速扫清道路，漂亮地完成了运输任务。其他行业的职工也积极参加了支前工作。如店员工会酒菜业的职工赴朝担任炊事任务；衣着业的职工赴朝担任军服缝制工作；上海招商局有19艘轮船移交海军使用，船上的职工也全部随船参加了光荣的支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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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天完成130天的工作
1951年3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来沪作抗美援朝报告
志愿军归国代表来沪作的报告场场爆满，不仅让全市人民了解前线战事情况和英雄事迹，还了解到志愿军在朝鲜不能就地补给，必须由国内经长距离运输提供物资的实际情况，而战线越深入，运输线就越长、困难越多，只有抓紧后方的建设，才能有力地支援前线。这让上海人民感到加紧生产解决前线的困难，责无旁贷。很快，上海的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知识分子、工商业者，甚至连教徒也都自觉行动起来，纷纷订立各具特色的爱国公约：工商业者开展了不欠税、不漏税、不逃税的爱国活动，在抗美援朝开始的最初4个月里，就主动缴纳了500万元欠税和207万份尾欠公债；文化、教育工作者除积极配合搞好抗美援朝宣传外，很多人主动报名参加市郊和华东地区的土改。
而上海工人阶级则充分发挥“来之能战、战则必胜”的主力军作用。益丰搪瓷厂接到一批慰问志愿军的口杯紧急订货任务，限期40天完成，根据正常生产周期这需要130天才能完成。在接到任务后，厂部立即成立了突击指挥部，机器24小时轮转，工人一班轮一班轮番作战，当所有打着“赠给最可爱的人”字样的口杯，带着搪瓷的光亮，齐刷刷排在一起整装待发的那一刻，离工人们接到任务时不过仅仅18天。不仅如此，生产竞赛大比拼也成为工人们在那个时期如何爱国的最好回答。上海制车厂在2个月中改进工具40余种，创造了86项新纪录，自行车月产量由1257辆提高到1700多辆。杨浦区对18个订立爱国公约的工厂进行检查后，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劳动纪律松懈的现象在短时间骤减。显而易见，敬业就是对前线同胞的支持，就是爱国。
后方支援源源不断地到来，让前线战士得到的不仅是慰藉，更多的是激起了对祖国的忠诚，一些老志愿军战士日后曾回忆道：“在战壕中看到送来的中华品牌，就充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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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不远，
用笔端带回真实的黄继光
在那个没有现代化通信工具的年代，民众对前线战事情况的了解很大程度来源于战地一线的通讯。上海的一些著名作家如巴金、章靳以、王西彦，曾经从旧中国的枪林弹雨里走来，义无反顾地来到抗美援朝的第一线，那些舍生忘死的故事排山倒海而来，让他们几乎夜不能寐，用喷薄而出的真情实感写就了一大批闪耀着爱国主义光辉的通讯和纪实文学作品，让上海人民记住了一个个鏖战在千里之外的“最可爱的人”。
女作家菡子在前线短暂接触过黄继光，她后来创作的《和黄继光班相处的日子》，记录了那个真实的黄继光：从未听到他讲过任何一句豪言壮语，他甚至显得是那么普通，但就是这样一位朴实无华的志愿军战士，却在最危急的时刻，用胸膛抵住敌人枪口，无言的雷霆万钧，惊天动地。读者跟随文中的字字句句，一起走进坑道、冲锋战场，“亲历”那一场场殊死搏杀。那些向死而生的英雄壮举，强烈激发起上海人民的同仇敌忾之情。黄继光这一闪亮的名字不仅随着文学作品而家喻户晓，也和他慷慨赴死的英雄形象，一起刻入了几代中国人的家国记忆里。
黄继光（图片来源于网络）
志愿军经过五次大规模战役，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了“三八线”附近，这个大快人心的消息，在抗美援朝一周年时，通过各种展览和报告会被上海人民得知。陈望道、王芸生、胡厥文、刘靖基、吴若安、胡子婴、金仲华等百余名著名人士，深入到各区宣传这一重大胜利，让每一处每一人都能受到爱国主义教育，极大振奋了上海人民的信心，恐美的阴霾气息一扫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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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坑”剧场里的深情放歌
满载厚谊、跨越山水的不仅有上海人民捐赠的3175万多件慰问品、64万册书籍、236.48万元慰问金，还有上海人民深情的书信，至1952年12月20日止，全市共发出慰问信28.5万封。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随即创作出歌曲《慰问信满天飞》，这首歌也被以作家李准为团长的赴朝慰问的艺术团带到了志愿军战士们中间，在朝鲜多次演唱，所到之处，无不引来中朝战士和朝鲜人民的强烈共鸣。
黄浦区上海毛巾被毯工业公会捐献的票据（图片来源于网络）
上海前后共派出三批代表参加全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仅文艺界就有200多人参加，著名艺术家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盖叫天、丁是娥、石筱英、周小燕都直接参加了前线慰问。他们深入到各部队表演，或在树林里，或在山洞里，或在坑道里，为了避开敌机的轰炸，总是晚上出发，白天演出。当然，既是战地演出，就难免会出现意外，一次晚上转场时慰问团遇到了敌机的突袭，天空的一个照明弹将地面照得通亮，生死关头志愿军战士为了掩护慰问团而身负重伤，这一幕深深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位文艺工作者，所有的感动和崇敬在那一刻都化作要为最可爱的人唱好每一首歌、演好每一幕剧的激情。在平壤，慰问演出曾在距地面有七八层楼深的地下剧场进行，剧场里演出设备竟也齐全，演员们深为战士们的智慧和勤劳感动，前线归来的文艺工作者更以满腔的热忱为祖国、为人民歌唱。
上海第一批抗美援朝支援工作队合影（图片来源于网络）
1953年7月27日，朝鲜板门店，一个没有人居住的村庄，在一天之前奇迹般地崛起的一座有朝鲜民族特色的木结构建筑的大厅里，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署，一个“西方侵略者只要在东方海岸架上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就此宣告一去不复返。
在这场战争中，一穷二白的中国爆发出惊人的能量，这能量源自人们对祖国的深爱。与祖国一衣带水的朝鲜，有1683名上海的英雄儿女长眠于此。在他们的身后，千千万万的上海人民用齐心协力、责无旁贷竖起了赤胆忠心、深明大义的平凡英雄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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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沈洁
制作 / 张丽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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